“十四五”时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过去40多年的农村改革经验以及“十三五”规划的有序推进，为下一阶段我国农村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农村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王晓毅在总结“十三五”期间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成果的基础上，就下一阶段农业农村工作的重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表示，中国农村经济将进入多元产业发展的阶段；同时，城乡统筹和城乡融合会有突破性的发展，二元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将被城乡之间的密切的互动和交流所代替。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王晓毅

《金融时报》记者：请您对“十三五”期间我国农业农村的发展，进行一下简要的回顾和总结。

王晓毅：“十三五”是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之所以说是关键时期，有三个方面原因：首先是此期间农业农村快速发展；其次是修补了长期以来农业农村发展的短板；再次是勾画出未来农业农村发展的路线图。

从21世纪之初，农业农村问题受到高度重视，国家财政向农业农村地区的投入不断增加，农业生产条件不断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发展，从而出现了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景象。农业方面，中国在2004年以来产量连续增长的基础上，在“十三五”期间保持了粮食产量超过6亿吨，在2019年更是达到了有史以来粮食最高的总产量。中国粮食产量提高是在非农业占地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导致粮食播种面积缩小的背景下取得的，是依靠农业基础设施不断改善、农业科技不断发展和农业投入不断增加来实现的。在“十三五”期间，农民收入迅速增加，到2019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已经超过1.6万元，按照可比价格计算，每年实际增长速度都超过6%，高于城市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粮食产量和农村居民收入两个指标的稳定提高反映了农业农村的快速发展。

如果说农业农村是中国发展短板的话，那么贫困地区和贫困户又是短板中的短板，尽管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了大规模扶贫行动，但是总体上扶贫的标准还比较低，一些深度贫困地区和贫困农户经过长期扶贫仍然没有脱贫，形成了贫困地区的“锅底”。党的十八大以后确立了精准扶贫的方略，在2020年实现现行标准下贫困人口的全部脱贫。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不仅保障了全部贫困人口实现了“两不愁三保障”的目标，而且带动了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全面提升和经济快速发展。在“十三五”期间，贫困地区的道路、网络和饮水等基础设施和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得到全面提升，这为贫困地区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中国发展中短板中的短板，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更重要的是，在“十三五”期间，中国未来农村未来发展的路线图被清晰地制定出来。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乡村振兴要实现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随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为未来中国农村发展指明方向。

《金融时报》记者：与“十三五”时期相比，下一个阶段我国农业农村工作的重点将发生哪些变化？

王晓毅：今后一段时间内，农业农村仍然是党和政府工作的重点，乡村振兴是党在新时代农村工作总抓手的格局不会发生变化。面对今后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的变化，农业农村工作更需要得到加强。

首先，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粮食安全问题更加凸显出来。中国人均占有的自然资源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在这种背景下，要满足日益富裕起来的全国人民的农产品需求，面临很大的压力，新冠肺炎病毒的蔓延以及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压力。保障中国粮食安全，需要在农业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农村基础设施上进一步增加投入；也要培育新型农民，提高农业的科技化含量；同时要完善农产品流通，提高农村地区农产品加工能力，保障农民增产增收。国内外经济格局的变化一方面对我国农业提出更高的要求，同时也是一次机遇，中国农业不仅要保障国内的粮食安全，还要满足富裕起来的人民群众的需求。

其次，农村发展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产业振兴正在逐渐得到落实，中国农村经济开始进入了多元产业发展的阶段，特色种植、特色养殖正在发展，同时乡村旅游、农副产品加工也使越来越多的非农产业在乡村落户，一些农村地区开始出现的扶贫车间，将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带入乡村，为留守乡村的妇女和中老年人提供了增加收入的计划。随着近年出现的返乡创业现象的增加，会有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本进入乡村。在“十四五”期间，与地方自然资源禀赋相结合的多种产业会得到迅速发展。

最后，乡村发展将是在城乡统筹的框架下发展。过去农村发展往往与城市发展是割裂的，但是随着人口和资源在城乡之间的流动，城乡的界限将逐渐变得模糊，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之间身份的差别将被缩小，农村与城镇的公共服务将逐渐一体化。在“十四五”期间，城乡统筹和城乡融合要有突破性的发展，特别是户籍制度改革要加快，农村公共服务水平要提升，二元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将被城乡之间的密切的互动和交流所代替。

要使农村更加富裕和宜居，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和盘活农村资产是两个重要的任务。与城镇相比，现在农村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有较大差距，增加农村公共服务的投入，缩小城乡差距将是今后一段时间的重要任务。

《金融时报》记者：我们目前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提高脱贫的质量，增强脱贫的可持续性。您认为当前有哪些因素影响了农村脱贫的质量和可持续性？我们又该如何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

王晓毅：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是今后一段时间扶贫工作的重心。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要解决脱贫攻坚后的次生问题，提高政策的制度化水平和适时转向相对贫困治理。

首先，脱贫攻坚是在全社会动员基础上实施的超常规扶贫行动，在超常规的扶贫行动结束以后，一些问题会暴露出来，需要采取妥善措施加以解决，才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比如在产业扶贫的推动下，许多贫困村种植了大量经济作物，这些经济作物逐渐进入盛果期，这就需要市场和加工业的跟进，才能保障农民增产增收；再比如一些贫困户在脱贫以后遇到天灾人祸，这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保障农户不返贫；特别是那些收入较低的农户，脱贫不稳定，随时都可能返贫。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正是为了防止脱贫的贫困户和边缘户返贫。

其次，在防止返贫的基础上，要使扶贫政策制度化。在精准扶贫时期形成了许多富有成效的政策，对于贫困地区和贫困户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消费扶贫、金融扶贫、驻村帮扶。这些措施和政策不能因为精准扶贫的结束而结束，但是又不能完全沿用精准扶贫时期的措施，那么如何使这些政策制度化，就成为今后农村工作的任务。如何使消费扶贫更加市场化，如何使金融扶贫成为普惠金融组成部分，如何使驻村帮扶能够持续发挥作用，都有待于提升扶贫政策的制度化水平，将精准扶贫政策平稳过渡到乡村振兴政策。

在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以后，相对贫困成为今后扶贫治理的主要任务，要适时地转向相对贫困治理。不同于绝对贫困，相对贫困的分布更加广泛，不仅贫困地区有，富裕的发达地区也同样存在相对贫困问题，因此相对贫困治理要更加具有地方性，不同地区要有不同的相对贫困标准；相对贫困不仅仅是经济贫困，而且也是社会贫困，表现为贫困人群的边缘化、代际传递。相对贫困治理的难度更大，需要更加综合的政策工具和更多部门的投入。适时地转向相对贫困治理，不仅有利于相对贫困的解决，而且也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金融时报》记者：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与过去单提“农业现代化”不同，这是党和国家文献中首次明确增加了“农村现代化”这一内容，将“农村现代化”与“农业现代化”一并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目标。请问，目前，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现程度如何？如何才能在“十四五”期间夯实农业农村基本现代化的基础？

王晓毅：各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现程度有很大差异，总体上来说，经济发达地区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程度较高，而中西部地区农村，尽管经过精准扶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水平有所提高，但是水平仍然还比较低，特别是在农村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农村生态环境建设和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等多个方面，还有较大差距。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是人的现代化，只有人的现代化才能带动农业农村整体现代化，所以在“十四五”期间要高度关注人的现代化。

首先，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农村空心化的加剧。农村人才外流已经严重影响了农业农村现代化，现代化农业技术无法普及，乡村社会文化生活难以开展，甚至一些地方没有村干部人选。要通过乡村振兴，促进农民返乡创业；支持在外的农村精英以不同的方式关注农村，参与家乡建设；畅通城乡双向流动的渠道，允许城镇居民进入乡村生活。只有农村居民增加，才能实现农业农村的同步现代化。西方国家出现的那种农业高度发展，农村基础高度完善，但是乡村人口大量流失的农业农村现代化，不应该成为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目标。

其次，进一步改善农村教育。农村教育的差距既是农村人口外流的结果，也是农村人口外流的原因。由于农村与城市教育水平的差距，导致农村人口受教育水平低，一些农民家庭因为子女教育而移居城镇，受教育水平高、有能力的农村人口外流进一步削弱了农村教育，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只有大幅度改善农村教育，才能减少因教育而外流和因教育而致贫，增强农村的吸引力，促进人才向农村流动。

再次，鼓励那些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人才服务乡村。要把最优秀的干部派到农村工作，鼓励优秀科技人员、教师、医生服务乡村，支持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优秀企业家进入乡村，从而形成全社会关注农业农村发展的社会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