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大国“三农”——对话前沿问题》序言

《论道大国“三农”——对话前沿问题》

陈文胜 编著，中国农业出版社 2021年4月 出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整个经济社会正经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历史变迁，处于由农业中国进入工业中国、乡村中国进入城镇中国的窗口期，构建新型的城乡关系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把握中国城乡关系变化的内在逻辑与演进趋势，将新型城乡关系发展落实到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探索不同区域、不同发展形态和不同发展模式的中国城乡融合发展途径，探究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全面现代化跨越的城乡关系发展规律，是一个事关中国现代化前途命运的重大时代命题。

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度发展，当年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现代化“三步走”战略，已经由全力“解决温饱问题”“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的前两步战略目标，向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转变，突出地表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已经处于历史的新方位。从新的历史方位出发，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顺应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主线，标志着中国社会发展正在向更高级阶段的演进。

回顾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城乡关系已经发生了从早期工业化的对抗到实现工业化、城镇化之后逐渐融合发展的变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城乡关系也同样经历了改革开放前的二元矛盾、改革开放后的二元分离到不断融合发展的变迁，人民的生活也实现了由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的不断跨越。尤其是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这一不可逆转的趋势正在重塑中国乡村与城市的发展方向。在这全新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的城乡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内在逻辑结构是什么，向何处发展？需要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逻辑、现实逻辑、改革逻辑3个维度，把握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从而探索中国工业化、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客观规律，研判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主线。

邓小平提出“小康”的概念，是1982年去苏州考察的时候，那时苏州的人均GDP已经是1000美元了，邓小平就问1000美元的苏州人民的生活怎么样，于是把经济指标概括为6条，成为后来著名的小康社会基本标准，构成了一套社会发展理论。一是人民的吃穿用问题解决了，基本生活有了保障，也就是以丰衣足食为标准解决吃穿用的问题。中华民族为了这个目标追求了几千年了，5000年文明的物质目标就是追求丰衣足食的社会，今天无法想象，这样一个标准在当时具有多大的诱惑力。二是住房问题解决了。中国老百姓一辈子的大事就是盖房，于天地之间有立足之地、安身之处，老百姓都盖楼房了，说明天下安定，社会发展了。三是就业问题解决了。搞商品经济，发展多种经营、乡镇企业，对工商个体户全面放开，从各方面增加老百姓收入。四是人不再外流了。因为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工商个体户就地发展，就地城镇化，农民离土不离乡，老往城里跑的那种情况没有了。五是中小学教育普及了。就是地方政府有钱了，就可以办一些公共事业了，教育、文化、体育和其他公共福利事业有能力自己安排了。六是人们的精神面貌变化了。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廩实而知礼节。经济发展了，生活水平提高了，道德水平也就会提高，犯罪行为也就会不断减少。

把小康目标作为全党全国人民的现代化战略目标，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来是党的十二大。根据邓小平在1980年提出“两步走”的初步构想，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正式提出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从1981年到2000年，力争使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相对于“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建设，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为“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目标要求，把“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作为“全面小康”的目标要求。

二

中华民族是一个集种植业、养殖业、手工业于一家而“三业合一”的农耕文明，每一个家庭都是一个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微型企业，为中国走向市场化的现代转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秦始皇统一了文字，改革开放全面推广了普通话。中国历史上人口大规模流动只有在发生战争和自然灾害时才有，而改革开放是在和平年代有数以亿计的人口跨区域大流动。可以说，改革开放创造了人类发展史前所未有的奇迹。因为随着人口流动的不断加快，中国14亿人口有12亿多人说普通话。在信息化时代，统一的语言带来的机会与效率无与伦比，中国成为全世界无以匹敌的超级大市场，这是中国最大的软实力。一是抗衡力量，具有与世界其他大市场相抗衡的底气；二是发展机会，这样的超级大市场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个巨大的发展机会。

中华民族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民族认同是文化认同而不是血缘认同，因而在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征服者被征服者同化的发展进程。马克思就有过著名的论断，“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中国历史上的中原政权几度被少数民族所颠覆，老百姓有两种选择：要么是整个家族、整个村庄成员迁到他乡，甚至到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建立新的村庄，开辟新的家园，使自己的民俗习惯和文化传统得以传承下去，如南方的客家人与美国的华人街就是典型的例证；要么以缴税纳粮的方式与朝廷合作，政权可以改朝换代，但皇权不下县，社会和文化体系仍然以原有的方式进行延续和发展。由于社会治理成本低且有效，不仅没被颠覆反而同化了外来征服者，从而形成了世界上唯一没有断代的中华文明。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所以我认为，中华民族是像水一样的民族，总是往低处流，活下来才有希望，生存才是硬道理，第一法则就是要保全自己。在一定时期确实是弱势，但在历史的长河中，涓涓之水一旦到达江湖海洋，这个世界就再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抗衡水的威力，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比水的力量强大。而那些曾与中华文明并存的其他文明为什么都被毁灭了、断代了？我在想，有些民族像火一样强大威猛，却难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规律，看似无可阻挡，在毁灭了别人的同时也就必然毁灭了自己。

近代以来的现实就是积贫积弱，屡打屡败与屡改屡败交替演进，发问的方式是“中国为什么不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为人类史上最壮丽的实践，是对洋务运动以来积弱积贫时代“中国为什么不行”这样100多年发问的颠覆。因为在100多年的现代化诉求中，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无论是赶英超美还是三步走战略，都是在“中国为什么不行”的发问中面向西方。今天的中国，已经实现了由农业中国到工业中国、乡村中国到城镇中国的历史跨越，如何总结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经验，迫切需要用“中国为什么行”这样新的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或者说，中国崛起的密码是什么?

曾经有说我们汉字是最落后的文字，因为方块字不能够用电脑打字，所以汉字都要改掉，要推进汉字拼音化。现在实践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电脑输入汉字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因此，很多问题不是理论的首先突破，而是实践能否首先突破。

三

中华民族的百年诉求，就是追赶现代化。几次工业革命都被意外打断，唯有这一次改革开放，终于步入现代化的轨道。邓小平把改革首先指向最贫困的农村，让最贫困的农民首先发展起来。就像20世纪80年代的万元户，据中央电视台报道，1万元就相当于现在的225万。

1992年我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稻谷市场价格是83元钱100斤，也是在这一年宣布取消了粮票、布票。这个价格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食品短缺时代通过市场价格，不仅大幅增加了农产品供给，而且大幅增加了农民收入。当时，乡干部被称之为吃香喝辣的“香干部”，农业生产根本就不需要政府操心。到1995年的时候，粮食价格是40多元钱100斤，到1999年30多元钱100斤。粮食价格下跌，让农民还有什么奔头？从1998年到2003年，是农村干群矛盾最为尖锐的时期。

中国现代化的脉络，就是工农关系、城乡关系。随着农村工业化、农民市民化发展到今天，现在全面小康是不是正到了这样一个点上？中国现代化的趋势是不是到了这个发展阶段上？城镇的土地财政是不是也到了这个转折点上？这种劳动密集型工业化发展模式是不是也到了这样一个转折点上？

如果说中国劳动密集型的工业，或者说制造业已经发展到了转折点的话，土地财政也就到了转折点了。地方政府因为招商引资实现了土地增值，如果产业发展到顶而无法招商引资了，圈来的土地就实现不了增值，土地财政也就到头了。就全球范围来讲，中国劳动密集型工业的扩张已经到顶了，这是决定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基本国情。

四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背景下有三大问题：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当下所处的发展阶段是什么，中国不平衡发展状况下各个地方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是什么，中国在全球化进入当前一个新阶段所要明确的定位是什么？如何处理这三大问题就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战略抉择。

第一个问题，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当下所处的发展阶段是什么。现代化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历史进程，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能人为地改变发展规律、人为地超越发展阶段。而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形态和发展方式必然不同，发展目标和发展任务也必然不同。党的十九大明确我国仍然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2050年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那么，从2020年到2050年之间的30年，是从基本现代化到全面现代化阶段，仍然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不足的阶段，是共同富裕的公平优先，还是不平衡发展的效率优先，或是效率优先不断实现公平？3种解决方案就决定了不同的发展方向和发展结果。特别是共同富裕，既无法回避又要面对现实，需要高度政治智慧与社会共识。

第二个问题，中国不平衡发展状况下各个地方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是什么。中国作为一个有14亿人口的特大型国家，世界上任何一个已经现代化的国家的人口规模无法与之相比较，由于幅员辽阔，南北、东西的资源禀赋和文化结构极为复杂，区域发展水平差距悬殊，不同的地区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形成区域发展不同步的现代化进程。这种不平衡发展的现代化进程具有十分巨大的差异性和复杂性，是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发展史，不仅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不平衡、工农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而且区域与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乡村与乡村发展不平衡，由此带来城乡发展不平衡和乡村发展不充分就更加突出。每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都不一样，每个乡村发展状况都不一样，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就都不一样，发展的目标和历史任务、发展形态和发展方式就必然都不相同，不可能全国乡村都是一个目标、都是一个模式同步发展。因此，如何探索中国不同区域、不同发展形态和不同发展模式的城乡融合发展，实现途径与机制这样一条全面现代化的中国道路，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向更高形态的发展演进，是一个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大挑战。

第三个问题，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当前一个新阶段所要明确的定位是什么。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不仅要从历史的脉络和现实的状况来看，还要从全球的发展趋势来看。中国近代到现代都是一个追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西方发达国家是中国作为现代化唯一的参照体系。中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进程作为人类史上前所未有最伟大的历史事件，是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进程，不仅重塑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重塑了中国的经济体系，而且颠覆了西方的參照体系，使中国自身成为世界所参照的重要对象；不仅使中国成为国际市场体系的受益者，对国际市场体系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而且使中国越来越受到国际市场规则的约束，也越来越受到国际经济与政治环境的影响，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百年大变局。因此，全球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已经成了推动全球化的一个重大经济体，这个是以前没有的。但无论如何，中国今天还远未达到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现代化水平，即使是自我设定的全面现代化目标也还需要奋斗30年，如何冷静清醒地定位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破解被迫开放和自主开放之间的矛盾，也同样是一个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大挑战。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社会发展阶段如何来定义？必然要有新的发展内涵，要有几条新的规定。需要从共同追求和发展趋势两个方面探究从“小康社会”向更高一级社会发展的生成状态、具体形态及实践路径。这个过程的逻辑起点要放在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这样一个视角。换句话说，从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这样一个起点或者落脚点，从历史逻辑和社会共识的视角来思考中国的全面现代化，有两个最关键的战略目标，一是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要求，必须推动各方面的发展落到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社会的全面进步上；二是走出一条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新路，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背后实际上走出了一条发展中国家的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道路，实际上也就是新型城镇化的中国道路。

工农城乡关系实际上是一个互动关系，那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涵是什么？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是一种什么样的新型城乡关系？怎么来破题？这个过程有两个问题需要把握，就是全面现代化与区位差异，城乡融合发展与城乡二元结构。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第一个关键就是补短板。同步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但经济社会发展有着必然的客观规律，特别是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各个地方甚至处于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就不可能有同步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具体到个人的时候，就更是千差万别。党的十九大明确，我们将在相当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那就必然要求资源优化配置实现效率，而非实现公平优先。但也不能放弃公平，也就是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人之道就是市场竞争强调效率，天之道就是制度保障突出公平。

按照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判断，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大的问题，就是城乡二元结构，也就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大的短板。比较形成共识的是，农业是“四化”同步的短板，农村是全面小康的短板，在党的十九大以后，进一步明确为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关键是补短板。党的十七大提出城乡一体化发展以来，着重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或者公共服务设施的一体化，也是在补短板。因为城市一直在快速发展，而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严重滞后，在公平方面最突出表现在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基本社会保障。我认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首先定位就是在实现社会公平上，补齐乡村社会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基本社会保障的短板。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第二个关键就是创机制。沿着党的十七大“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城乡关系发展主线，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是客观要求创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激活发展的内在动力，以实现动力变革、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创机制的核心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以进一步有效推动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确保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或是高质量发展，实现全面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复兴。要如何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关键是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城乡平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基本社会保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第三个关键就是促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仍然是社会的主题。尽管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工厂，经济总量位居全球第二，但人均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水平，还无法支撑14亿人口共同富裕的生活。只能在确保效率的前提下不断缩小城乡差距、区域差距，从而实现社会公平。中央提出高质量发展，什么是高质量发展？面向全面现代化，面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应该是国民有效财富的累积，给当代共享，给子孙后代发展。

那么，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背景下，新型城乡关系建构的体制机制是什么？东部发达地区已经高度现代化或高度城市化了，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发展阶段，如上海、浙江、江苏就特别突出，实现了“以工补农、以城带乡”，也就基本上实现了补短板，开始进入城乡融合发展阶段。而从全国而言，补齐不平衡、不充分的短板，主要是初步城市化和尚未城市化的中西部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城乡融合发展要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来推进。也就是说，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以及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处于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乡村振兴也好，城乡融合发展也好，不可能同步推进。因为一个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进程，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靠运动式发展我们有过深刻的历史教训。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发展要按照不同的发展要求分类推进，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大的现实与最大的挑战，不仅决定着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成败，更决定着中国全面现代化与民族复兴的成败。

在城乡关系中无疑会自觉不自觉地更多关注乡村，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是毫无疑义的。但我们不能不看到一个重大的社会现实，就是中国有近3亿农民工，相当于美国全国人口数量的农民在城市就业，城市既有市民也有农民，既有本地人也有外地人，说明城市自身的融合发展问题还没有解决。如果近3亿农民工不能市民化，导致成千上万的农民工返乡，不仅仅是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问题，更可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逆转，这是我们必须高度警惕的。

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的战略规划，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城乡关系最终走向融合发展，进入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也是城乡发展的终极目标。马克思指出，城乡融合发展的指向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城乡融合发展的归宿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第一次明确宣布，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社会发展高级阶段，“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又进一步指出，共产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而“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与“自由人的联合体”是马克思为之奋斗一生的美好社会理想最高追求和价值目标，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无疑是“天下大同”的美好社会。因此，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是时代更迭、社会变革、文明兴替的必然发展趋势，必将推进中国整个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实现从“小康社会”向更高一级的社会发展阶段跨越。

遵循“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目标要求，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提出来的“美丽乡村”到“美好乡村”的发展逻辑，可以把“美好社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更高一级的社会形态与发展目标，推动中国社会从“小康社会”向“美好社会”的方向迈进。这需要在“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将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作为一个整体纳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全过程中，将制度建构落实到既促进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双向互动的城乡融合发展，又维护和发展好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公平公正的经济权益、政治权益、社会权益、文化权益、生态权益上来，真正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构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这样一个新的理论体系和制度框架。

可以给予美好社会3条定义：共享发展的社会生产，公平发展的小康生活，持续发展的绿色生态。为此，全面现代化的中国道路必须建构在社会发展高级阶段的城乡融合发展上，落脚点放在城乡融合，就是推动城乡关系从对立与二元，走向统筹到一体化的融合发展，才能实现从“小康社会”到“美好社会”跨越，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新社会形态。

五

工业化使人口不断向城市集聚，然后对整个农村农业按照城市的要求加以全面的改造，这个过程一直就是人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马克思在资本主义早期就发现，城乡关系以对抗的形式发生而不是以和谐的形式发生成为普遍现象，而且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城市对农村、工业对农业不断提出新的要求。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城乡关系要依次经历城乡依存、城乡分离与对立、城乡融合3个辩证发展阶段，并提出商品经济消亡才能实现阶级对立和阶级差别消失，废除私有制是实现城乡融合的首要条件。时至今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单一私有制到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构成一个被动地适应社会发展规律的“消极扬弃”的历史演变，城乡关系经历了从工业化的早期对抗到实现工业化、城镇化之后逐渐融合发展的历史演进。

不可否认，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不仅城乡关系经历了二元分离到不断协调、融合的发展变迁，而且中国经济体制经历了由单一公有制到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构成一个主动适应社会发展规律的“积极扬弃”的历史演变。在城乡二元结构突出的条件下，中国在工业化起始阶段这个过程无疑有一定程度上的对抗形式，其中区域分化、城乡分化和贫富分化是突出表现。中央采取了较多的和谐措施，比如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新农村建设，脱贫攻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等，包括从中央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到对口援建、财政投入向农村倾斜；从取消农业税、粮食补贴、农机补贴，到农村医保与低保、乡村公路建设、农电改造、危房改造、农村信息化等等。但只要全面现代化还未完成，就必定要推进工业化、城市化，人口就必然向城市集聚，就必定会在每一个新的阶段对整个农业、农村的发展提出新的要求。

就当前阶段而言，所谓的“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根据我的理解，一方面要把工业发展带来的财富返回给农业、农村、农民，主要是解决社会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基本社会保障的“三基”问题，同时要不断提高农产品价格，让农业获得社会的平均利润，让从事农业的农民能够不断提高收入，共享工业化的红利。另一方面要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活和生产的现代化信息平台、公共服务不断向农村延伸和覆盖，推动农民市民化，推进城乡产业对接，最关键的就是破除资源要素单向流向城市的城乡二元结构，特别是要破除阻碍城乡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与政策障碍，让城市的辐射力进入乡村，使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体系和乡村的经济社会发展体系由二元分割融合为一体化的发展体系，让乡村共享城市化的红利。

因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就是如何处理城乡关系，由于城市有城市的特点，乡村有乡村的特点，而且仍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尽管无法实现同步富裕，但必须共享发展红利，否则就难以持续发展。可以说，乡村落后于城市，不仅是市场层面上的产业落后，而且是政策层面的公共供给落后。城乡共享发展红利怎么共享？用什么东西来衡量？我认为，在体制机制与政策体系方面主要是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城乡基本社会保障的“三个一体化”，在产业方面主要是发挥市场对资源要素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从而形成政府的推动力和社会的原生动力，加快城乡产业一体化进程。

现代化实际上还包括了农业现代化，也就是“四化”同步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农业现代化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四化”同步的短腿。这个过程就是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基本社会保障的城乡一体化进程。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把握快速工业化地区、已经工业化地区、正在工业化地区、欠工业化地区等区位差异与城乡二元结构的不同发展状态，建构一个在全面现代化与城乡融合发展的整体战略目标下的制度体系和政策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