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粮食生产年年要抓紧。”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对于稳定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具有重要意义。财政部、农业农村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对2021年中央财政支持粮食生产的一揽子政策进行全面部署，从“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种粮补贴、优化粮食产业结构、防范粮食安全风险等5个方面统筹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充分表明，国家对抓好粮食生产极端重要性的高度重视。

我国粮食生产已经实现了17年连续丰收，粮食产量连续6年超过1.3万亿斤。虽然去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受到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但粮食总产量仍达6.69亿吨，人均产量连续13年超过400公斤的安全线。今年，粮食产量更是首次被纳入宏观经济调控目标，明确提出全年粮食产量要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夯实粮食安全这个“压舱石”，是我们应对国际国内各种风险和挑战的强大底气。

不过，在保障重要农产品供给安全方面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消费结构不断升级的背景下，由于生产结构调整滞后等原因，一系列粮食生产潜在的风险与挑战也日益凸显。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产业经济室主任刘长全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表示，这些结构性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片面追求粮食增产的农业生产结构与不断升级的食物需求结构之间存在错配，并且这种结构性不平衡仍在深化。如口粮有余与饲料粮短缺并存；普通粮食过剩与高品质、差异化粮食短缺并存。

二是重要农产品生产存在经济效益低下与竞争力不足问题。种粮收益较低，并且随着要素成本上升呈现进一步下降趋势，弃耕抛荒、粗放经营、降低复种水平等现象给粮食供给安全带来一定挑战。同时，主要粮食品种和畜产品国内外价格倒挂呈常态化，影响了国内生产，也使依靠持续提高托市价格激励生产的举措难以为继。

三是灾害与疫病风险突出，重大农作物病虫害时有发生，给重要农产品供给安全带来威胁。

四是重要农产品生产布局不平衡加剧了资源与环境约束。北方地区在全国粮食生产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全国粮食供需从“南粮北运”转变为“北粮南运”，粮食生产更加集中，其背后是耕地数量的不平衡变动，不利于发展生产潜能，加剧了粮食安全与重要农产品供给安全面临的土地资源、水资源约束，并限制了未来增产潜力。

五是重要农产品供给的对外依赖度显著增高。贸易逆差的范围和程度越来越大，进口来源地高度集中，新增净进口对国际市场新增供给的依赖度普遍较高，外循环风险在不同重要农产品之间高度不平衡，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日趋复杂，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重要农产品供给的外循环面临更多不确定性。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何秀荣向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表示，从国内粮食供给侧压力来看，我国已进入追求高质量发展阶段，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粮食品质、多样化和专用化的要求越来越高，但在一定静态时段内，粮食生产中存在产量与质量之间的“冤家规律”，即追求产品质量往往以牺牲一定单产为代价。因此，未来粮食生产的各种约束条件还在不断增加。“基于中国粮食安全的重要性、影响因素的未来动态以及扑朔迷离的国际大变局，只有强化粮食安全政策、立足粮食基本自给，才能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进而掌控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未雨绸缪、紧抓不懈是保障我国中长期粮食安全的关键，应进一步完善和提高国家粮食安全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形成更好发挥市场作用的体制政策和长效机制。”

刘长全认为，重要农产品供给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政治安全的重大问题，需要以产需再平衡为导向优化农业结构，处理好粮食生产“保产量”与“优结构”的关系，进一步平衡不同品种在供给安全上的风险，完善市场稳定机制和强化风险防控能力，还需要着力提升科技在保障重要农产品供给安全中的贡献。首先，实现农业产需再平衡，是有效保障重要农产品供给安全的基础。要依据各地区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优化重要农产品生产布局，扭转现行不合理激励结构下农业生产结构与生产潜能之间的偏离。

其次，粮食生产要扭转对产量的片面追求，从单一强调“保产量”向“保产量”与“优结构”相协调转变，以保障对高品质、差异化粮食及粮食制品的增长性需求。

再次，在强调重要农产品供给安全的背景下，积极主动利用国际市场和国外资源、充分发挥内外两个循环的作用，平衡重要农产品供给的对外依赖度。

最后，面对国内水土资源约束及重要农产品竞争力不足、经济效益低的问题，应致力于促进农业技术进步和绿色发展，提高生产潜能与竞争力，统筹保障重要农产品供给安全与可持续发展。